严歌苓:我可以写但不要找人去改我的小说
陈数主演的电视剧《剧场》将于6月10日在北京卫视首播。该剧是著名作家严歌苓继《小姨多鹤》后的第二部电视剧。它延续了严歌苓一贯的风格,既有对女性情感的细腻描绘,又饱含对人性的思考与批判。这一次,严歌苓将剧场作为人性搏杀的战场,以话剧女演员郁珠的情感经历为主线,讲述一群中青年男女的矛盾冲突与情感纠葛,在台上台下、戏里戏外的明战暗斗中,展现人性绞杀与情感哲思。在日前进行的看片会上,严歌苓接受北青报记者采访,直言《剧场》是近年来自己最喜欢的一个剧本,“其中有我对我母亲话剧生涯的一种纪念”,同时她也不讳言《小姨多鹤》的心痛经历逼迫她此次亲自上阵当编剧,“你们想要拍电视剧,我可以写原创的电视剧本,不要找人去改我的长篇小说,最后改得牛头马面,我也不敢相认。” 初衷:纪念母亲的话剧生涯 北青报:《剧场》的创作背景和初衷是什么? 严歌苓:《剧场》是我的第二部电视剧创作。记得很多年前看过一部毛姆的小说,对老演员和年轻演员之间对舞台的争夺战非常感兴趣。好朋友陈冲说,想演这样一个特别给力的中年女性,我就写了《剧场》。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她没有来拍,请陈数老师拍了。我在这写这个戏的时候,还想到了我妈妈那一代的老话剧演员,他们把话剧舞台看成一个圣殿,是寄托理想和信仰的地方。但是现在很多年轻演员已经不这么看了。所以我想写一写老演员和青年演员在艺术境界和做人境界上的不同,他们又怎样越过不同,最终走到一起的。 这是我近年来最喜欢的一个剧本了,其中有我对母亲话剧生涯的一种纪念。在我小时候,她一部戏有时要演上一百多天,我常常在舞台的乐池里看,一连看上十几天。所以我对话剧演员前前后后上上下下怎么排练、怎么演、怎么化妆,都了解得非常清楚。从小我就对话剧的创作过程非常着迷,也非常尊重话剧演员。 创作:我只信任我自己 北青报:你的作品这些年在电影圈非常抢手。这部戏是直接写的剧本,还是先写的小说?这是你的第二部电视剧,从技术上来说,是否需要一个适应过程? 严歌苓:这部剧是直接写的剧本。从技术上来说,我可能到今天也没有完全解决写电视剧的问题。他们说我写的格式都是不对的,但我觉得创作人物是最重要的,至于格式,导演可以在台本上修改。我写电视剧,其实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不太希望人家把我的长篇小说改成电视剧。最后改得牛头马面,我也不敢相认。比如《小姨多鹤》,虽然戏每集都很好看,但是最后把“多鹤”从一个日本人改成了中国人,取消掉了这个背景,这等于把整个故事都cancle掉了,故事不成立了,感觉就像是一个大骗局。所以我觉得自己来写电视剧,不会造成对文学的伤害。 北青报:你一直说编剧工作特别累、特别苦,那么对你来说做编剧和写小说是两种怎样的状态? 严歌苓:小说的创作是最自由的,你就是上帝,可以把所有的想法都写进去,可以把所有的见解都非常隐秘地埋藏在你的文字里面,用最好的语言写出来。可以用十年、二十年写一部小说,没有人跟你说写得太慢。但写电视剧有压力,签约、拿到定金这一刹那开始,倒计时就开始了。我是一个不愿意拖欠稿子的人,宁可在前面多赶一点,一定要按期完成。而且我不会去找人给我“攒”故事,找一个班子把戏剧架构搭起来,大纲大家先一块制定,回去往里填内容、对话。我不会这样做,我不信任任何人,我只信任自己。我会按照自己的独立创作、独立思考的方式,把它写出来。 北青报:这部戏讲一个剧团故事,除了母亲的缘故,跟自身当过文艺兵有关系吗? 严歌苓:我从小就跟剧团走得很近。我们那时候住在作家协会大院里面,那里有很多是剧团的叔叔、阿姨。我12岁、13岁就在军队的歌舞团,也有过一些生活历练,很熟悉那里的氛围。所以在创作中,三天写两集是比较常见的,激动的时候,就一天写一集。所以他们说,你简直不是人,怎么干这么多活儿啊。这部戏大概创作了一个多月。一般我的创作要是开始了,就会非常有激情地往前走,像燃起了一股火,不大好扑灭。 人物:生活里有大毛病,在舞台上获得提纯 北青报:这次塑造的郁珠一角,跟以往的女性角色相比有哪些特别鲜明的特点呢? 严歌苓:这个人物是一个有很多缺点的“女英雄”,她有很多情感上的障碍,心理上也有一些阴暗的地方,这跟我以前写的角色很不同。其实有些戏剧演员在生活中是有一些大毛病的,但是能最终把他们的人格提纯到一个最好境界的是话剧舞台。所以不管在台下怎么做人,有多大的毛病,但当他们在话剧舞台上闪光时候,在刹那之间,他们会被提纯到一个非常纯洁的境界。 北青报:陈数扮演的郁珠最早出现在脑海当中,就是这样一个敢作敢当,率性而为的形象吗? 严歌苓:她不大会顾及别人的感觉,会出口伤人,有一些高高在上,自认为是个别人整不垮的人。你想,文革其实是一种下面向上的报复,可以这么说。但郁珠这样一个人就会认为,精英就是精英。她永远不会从这样的群众斗争当中汲取什么教训。她也是一个比较天真的人,永远在被伤害当中,也永远在自我愈合当中。 北青报:剧团里面郁珠身边的所谓同事或朋友,他们对郁珠的打击和诋毁令人印象深刻,你的本义是通过这些人物展现对人性的批判吗? 严歌苓:在人性当中,是有一种破坏别人或者虐待别人的元素的。你不觉得“文革”的遗风到现在都有吗,只不过现在攻击一个人不用露头面而已。你在网上就能看到,那些非常不负责任的言论,可以把一个人刹那之间从正面人物变成反派。我觉得那种对人的迫害性,可能会毒害好几代人。 释疑:不写现代戏是“心虚” 北青报:这部戏加入了“戏中戏”结构,在故事中穿插着话剧《合欢树》整个排演过程,有什么特别的用意? 严歌苓:在那个年代,有很多“伤痕文学”的戏剧和文学作品。所以我选择了一个带有“伤痕”色彩的剧作放在这部戏中。一方面跟那个时代的戏剧潮流相吻合,另一方面我也希望通过这个戏中戏曲折的排演过程,来影射一些非常胆小,非常投机,被文革搞坏了心理的剧作家形象。(注:剧中鲍大志饰演的罗思佐是一个胆小怕事的剧作家,他生怕写的戏为自己招来祸事,为此胆战心惊,数次调整剧本。) 北青报:你比较喜欢看话剧吗?考虑过写话剧剧本吗? 严歌苓:我非常喜欢看话剧,每次从国外回来,看一部人艺的话剧是一定的。写话剧剧本我正在考虑,这是一种非常高级的艺术形式,如果我不参加,会终身遗憾。 北青报:片花中给人借“宫斗戏”元素的感觉,创作的时候有这方面的考虑吗? 严歌苓:我是从不看电视剧的。没有“宫斗”的元素在里面,更多的是人的心理战争。话剧舞台是一个小世界,社会是一个大舞台,人心理上的战争永远不会结束,这一点上说可能跟宫斗有接近的地方。
北青报:你仅有的两部电视剧都是年代剧,是巧合吗? 严歌苓:主要是我不是很了解当下生活,不敢写,写出来会很心虚,观众会看出来我的破绽,我缺乏这种结结实实的生活体验。而我写80年代、90年代的事情,大家都在一个起跑线上,观众的认识和我的认识差不多。所以我觉得要我写,我就写这个好了,不要我写最好,我很怕做编剧的(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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