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战3500万人的伤亡换来了什么？

傍晚来临时，８８岁的李文德像往常一样，搬起小凳，在自家晒台上坐上一两个小时，默默凝视对面的松山，直到夕阳西下，山形隐遁。

　　生活在云南省保山市龙陵县高黎贡山山脉一座海拔约２０００米的大山上，老人７０年来一直有这个习惯。７１年前，为夺回被日军占领的滇缅公路咽喉要地——松山，卫生兵李文德所在的部队与１３００多名日本兵激战３个多月，近万名战友献出生命。

　　“日本人用机枪扫射和飞机轰炸，尸横遍野，根本没办法给同胞战士收尸，只能眼睁睁看着尸体腐烂。有的卫生员趁着天黑，偷偷去把兄弟们的尸体扛回来，自己的腿上爬满尸蛆。”老人回忆道。

　　松山战役的胜利拉开了中国抗日战争大反攻的帷幕。而今年是卢沟桥事变７８周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７０周年。在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中，中国军民伤亡总数３５００万以上，直接经济损失超过１０００亿美元，是二战各国中付出代价最高的国家之一。

　　而这一事实却被包括英美在内的一些国家的一些人忘却。英国牛津大学历史教授、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拉纳·米特感怀于此，写出了《中国，被遗忘的盟友》一书。

　　抗战胜利后，再也见不得人多的李文德在松山对面的山上隐居下来，种地为生。他说，当年答应过许多兄弟牺牲前的托付，做不到了，只能用自己的一辈子来守护和凭吊亡魂。

　　“死也不做俘虏”

　　战争，军人的牺牲首当其冲。

　　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卢沟桥事变，占领北京、天津后，迅速发动“八一三事变”，把战火烧到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上海。

　　据当时在警察部队政训处负责收集战场信息的陈怀礼回忆，国民革命军第９８师５８３团姚子青营６００壮士一次次击退了日军在军舰、飞机、坦克支援下的进攻。

　　战斗至第七日，姚子青率领全营仅剩的２０余名官兵打完子弹仍不退避，与敌人巷战肉搏。最后他被弹片击中腹部，肠子流出来，与全营战士一起殉国，那一年他才２９岁。

　　淞沪会战历时３个月，是中日双方在抗战中第一场大型会战，它粉碎了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计划。中国为此伤亡３０万人。

　　位于上海市宝山区友谊路１号的临江公园里，常能见到市民自发向“姚子青营抗日牺牲处”石刻纪念碑敬献鲜花。

　　在陕北延安的窑洞里，８８岁的八路军老战士张明发对７０多年前的河防保卫战仍然记忆犹新：“为了切断中共领导的陕甘宁边区与各抗日根据地的联系，１９３８年至１９４４年，日军在黄河千里河防发动大小战斗百余次，甚至发射了成百上千的毒气弹、毒瓦斯弹。八路军战士用鲜血和生命守住了防线。”

　　张明发当年是１２０师的小警卫员。他印象最深的是１９４２年３、４月间，日军上千人侵占军渡、宋家川等地，发射上千枚糜烂性毒气弹、毒瓦斯弹。“有一次连续轰炸１０个小时，造成军民大量伤亡，很多人留下皮肤和呼吸病后遗症。”

　　９５岁的刘桂英最害怕阴雨天气，因为雨天会让这位中国远征军女战士想起那片瘴疠弥漫、雨水不断的原始森林——野人山。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为确保滇缅公路生命线的畅通及联合抗敌，１９４２年３月至５月，１０万中国远征军士兵第一次入缅作战。刘桂英是中国远征军第五军２２师野战医院的一名护士。

　　现居安徽合肥的老人回忆说，一次战役中，日军切断了中国军队的归国通道，她所在的师和大部分队伍一起走进野人山，绕道回国。

　　中印缅交界地带的野人山绵延数百平方公里，丛林密布的山里，蚂蚁、蚊虫、蚂蟥都能噬人，疟疾、破伤风等疾病肆虐，夺去了众多将士的生命。

　　“１０００多名伤病员为了不拖累大部队撤离，在野人山入口要来汽油自焚而亡，死也不做俘虏。我赶到时，余烬中还有一些没烧完的焦黑躯体，扭曲变形。”她说。

　　“野人山里根本找不到路，我是沿着战友们的白骨爬出来的。”老人流着泪说，“现在我眼花耳背了，但永远不会忘记死去的战士们！”

　　２０１４年，中国远征军在缅阵亡将士部分遗骸归葬云南腾冲县的国殇墓园。如今，来这里参观祭扫的游客常年络绎不绝。

　　毗邻国殇墓园的是滇西抗战纪念馆。一进大厅，矩阵式排列的１０００多顶中国远征军头盔构成震撼的场面。有的头盔上有弹孔，有的被炮弹炸出了缺口。云南民间收藏家段生馗告诉记者，这些头盔都是他从当地老乡家收集来的。

　　滇西抗战纪念馆展出的１万多件实物，几乎都来自段先馗的收藏。日军活体解剖的手术台、日军投掷下的细菌弹、日军油煮抗日军民的汽油桶……３０多年来为了收集抗战文物，他和妻子拿出工资和积蓄，几乎倾家荡产。“人们能真实、客观地认识这段历史，就是我最大的欣慰。”他说。

　　从大屠杀到无人区，从细菌战到慰安妇

　　“日本的悍然入侵打乱了中国民众平凡的生活，自西晋、北宋两次为躲避战乱而进行的大规模人口迁移之后，中国历史上的第三次大迁徙上演了。这是一幅怎样的血泪交织的惨烈画面！占当时中国人口总数四分之一的人（１亿）踏上了这一条万难征程，前路漫漫……”拉纳·米特在《中国，被遗忘的盟友》中写道。

　　看不到目的地的逃难和日本法西斯的屠杀使中国百姓在短短８年时间死伤数千万。

　　南有南京大屠杀，北有“千里无人区”。这是史学界概括的日本侵华期间制造的两起最大的平民死伤惨案。

　　１９３７年１２月，日军攻陷南京城。在随后６周，南京变成了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恐怖地狱。中国平民和被俘士兵被集体枪杀、焚烧、活埋以及用其他方法处死者达３０万人以上。

　　为阻止八路军联系人民群众进行敌后抗战，日伪当局从１９３９年秋到１９４４年春，在北方长城沿线，推行“集家并村”，制造骇人听闻的“千里无人区”，划出“无住禁作”地带，不准住人、不准耕作，实行彻底杀光、烧光、抢光。

　　“上海境内也发生过惨绝人寰的‘罗泾大烧杀’！小小罗泾镇，竟有２２００多人被侵华日军杀戮，很多村几乎是全村被屠。”８６岁王佩英老人说。上海东北部紧邻长江口的罗泾镇，是抗战时期侵华日军攻打上海的首个登陆点。

　　“７０多年了，日军投下的细菌仍折磨着我。”原籍浙江萧山的８６岁董根言老人掀起裤腿，指着红肿带有疤痕的右腿说。

　　董根言回忆道：“１９３９年，画着膏药旗的日本飞机在头顶飞来飞去，接着村里就开始流行‘烂腿疮’、霍乱、脑膜炎、疟疾。”１０岁的董根言也被感染了。当时的《萧山日报》和《萧山县志》都记录了日军投放细菌的罪证。

　　受医疗条件限制，董根言的病腿错过了最佳治疗时间，病痛直到现在还困扰着他。如今，老人每天要把双腿浸在热水里泡，之后一层一层搽上药膏。

　　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这座城市便成为日军长达６年的轰炸目标。重庆城区仅房屋就损毁两万余幢。

　　８９岁的重庆老人胡银生回忆说，最困难时，城里每家每户不许生火，怕被日军飞机发现轰炸。市民们只能靠冷豆花果腹。

　　８１岁的云南省保山市社科联名誉主席耿德铭是当地有名的抗战史专家。１９４２年５月４日的保山大轰炸中，“很多同学死伤，孩子们的哭声和呻吟声一片。我不顾一切拼命从学校向家里跑，沿途看见城南上河、下河的水被鲜血染成了‘血河’，尸体堵塞了好几个桥孔。”他描述说。

　　保山城被炸死１万多人，几近当时全城一半人口。耿德铭失去了５岁的妹妹。“断臂残肢、头破腹开的尸体至今还会出现在噩梦里……”他说。

　　日军还在占领区实施“慰安妇”制度，中国妇女受害者总数达２０万人。

　　为挖掘历史真相，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苏智良跑了大半个中国。他和课题组找到了１００多位慰安妇幸存者。

　　“我采访完这些老人，就不再去打扰她们。因为她们说，每一次回忆就像死过去一次，非常非常痛苦，甚至几天睡不着觉。有的老人在７岁、１３岁就被强暴，我作为一个男人听完都流眼泪。”苏智良接受采访时说。

　　牺牲的价值

　　中国的经济和文化在抗战中也遭受毁灭性损失。延安大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谭虎娃博士介绍，仅延安就遭受了１７次轰炸，２０００多枚炸弹几乎毁了全市所有重要设施。

　　日军还在占领区进行金融掠夺。耿德铭介绍，日军于１９４２年在腾冲县城设立“大东亚低息银行”，强制发行和流通日本军票。开始时，日本人规定军票１卢比兑国币２６元，后来涨到１卢比兑国币１００元，肆意掠夺中国百姓财富。时至今日，滇西有的家庭中还存有成捆的军票。

　　中国大量文物古迹、文化藏品被烧毁或掠夺。仅１９３２年１月，日军对上海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等文化部门施以滥炸，使中国最大的、历史最悠久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全部烧毁，４６万册珍贵古籍化为灰烬，就连十里开外的法租界，也能见到从空中飘下焦黄的《词源》、《二十四史》残页。

　　日本法西斯的种种残暴不仅没有阻止中国军民浴血抗战，反而更加激发了全民族的同仇敌忾。中国在国际社会的支援下，最终战胜了强大凶悍的日军，在１９４５年赢得全面抗战的胜利。

　　日军陆军主力被牢牢牵制在中国战场。谭虎娃博士指出，这一方面使得日本法西斯无法抽调兵力北上进攻苏联，苏联避免了与德、日双面作战，另一方面打乱了日本的南进部署，从而为美英盟国争取到宝贵的反击时间。

　　“我们应该牢记战争带给中国人民的痛苦。”云南省中国近代史研究会会长吴宝璋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中国战场共歼灭日军１５０万人，约占日军在二战期间伤亡人数的７０％。

　　“直至珍珠港事变，中国有４年多的时间是孤军奋斗、力抗日本。这个当时贫穷、低度开发的国家牵制住了一个高度军事化、技术先进的社会的８０万劲旅。此后４年，同盟国能在欧洲和亚洲两个战场同时作战、节节胜利，其中中国的持久抗战功不可没。”拉纳·米特说。

关键词：中国,抗战,日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