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等省官场流行“打干亲” 已成腐败新温床

　　“打干亲”成腐败新温床张浩/漫画

　　不久前，四川省青神县400多名党员领导干部公开承诺，不以任何名义、任何形式与任何人通过“打干亲家”“认干爹干妈”“认干兄弟”“认干儿女”等方式“打干亲”，并有50余名党员干部现场解除“干亲”关系。“打干亲”一度成为网络搜索热词。

　　官员“打干亲”有哪些危害?“打干亲”的背后隐藏着什么关系?官商关系如何防微杜渐?针对这些问题，本报记者日前采访了反腐专家。

　　官场流行“打干亲”

　　“打干亲”，是从四川“袍哥”文化衍生而来的，但近年来却一度衍变为部分党员干部之间“搞依附”“拉关系”的缘由。据当地纪委介绍，在青神，“打干亲”的党员干部比较普遍，有的人甚至打了几个干亲。青神县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刘泽利与一位开发商老板“打干亲”，先后收受财物180.66万元，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为此，青神县出台“六不准”规定，禁止党员领导干部“打干亲”，以此来预防腐败，纯洁党内关系。

　　其实，这并不是“打干亲”第一次进入人们的视野。早在2014年，四川省泸州市纪委就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各部门干部认真自查“打干亲”问题，有干亲关系的必须立即解除，领导干部要签“不打干亲”承诺书。

　　记者发现，“打干亲”一词，中央巡视组在向四川反馈巡视情况时也曾使用。2014年10月，中央第九巡视组向四川省反馈巡视情况时指出:在一段时间内，一些领导干部插手国有企业转制、矿产水电土地资源出让、工程建设和政府采购，教育、卫生、政法、交通、国土资源等部门腐败案件高发频发，“靠山吃山”现象突出;一些干部通过“打干亲”“打礼”等方式拉关系，利用节日和红白喜事收受红包。

　　“打干亲”现象在一些地方干部队伍中有着广泛的市场。“干爹”“干女儿”“干儿子”“干妹妹”等在江苏、河北、湖南、安徽、贵州多地官场频繁出现，为害不浅。

　　《解放日报》曾这样报道“认干亲”的危害性:“认干亲”，作为一种民间习俗，如今被一些贪官利用，看中的恰恰就是一种“温情脉脉的人际关系”。既然认了“干亲”，那么替其搭个桥、帮个忙不就成了理所当然之事?而行贿、受贿不也成了“亲情”之间的“礼尚往来”?可以想见，“打干亲”已俨然成为产生腐败的新温床。

　　易形成庇护式腐败

　　对于“打干亲”现象，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廉洁研究与教育中心主任任建明认为，它原属民间传统习俗，有一定的社会功能，“有的是出于封建迷信考虑，觉得认干亲可以让小孩免于灾病，给他们带来好运气。但现代科学已经证明，孩子身体好不好、会不会得病、未来有没有好运气，跟干亲完全没有关系。”

　　任建明指出，随着时代变迁和社会文明进步，“打干亲”现象应是越来越少。若某一地方存在许多认干亲现象，其背后往往另有原因和意图。

　　“对于官员群体，要有更高的要求。官员不应该通过结干亲建立特殊社会关系。”任建明说，若是官员与官员间或官员与商人间结成此种关系，可推断其背后存有一些不合理、不正当的诉求，双方期望以干亲关系，进一步拉近彼此间的距离，在高压反腐之下，能够建立“攻守同盟”。

　　“我曾写过几篇文章谈庇护制，它是一种恩主——侍从关系。当这种关系被运用于政治生活中时，与腐败就有了天然的联姻，形成了一种典型的庇护式腐败。”在湖南大学廉政研究中心副主任田湘波看来，官员之间的“干亲”关系，是庇护制的一种反映。

　　“在庇护式腐败关系网络中，位高权重的庇护者，往往直接或间接利用公权力、公共资源，来构建庇护网络，为亲信等被庇护者散播利益和好处;而被庇护者则提供自己的忠诚或输送金钱、美色利益。”田湘波表示，在这个庇护的网络中，庇护者与被庇护者往往抱成一团，利益均沾，形成腐败的封闭圈子。腐败圈子里面的人则构成互惠关系、相互勾连，牵一发而动全身，往往导致群案、窝案、串案的发生。

　　任建明还指出，“打干亲”属于中央三令五申禁止的搞山头主义、圈子文化、利益集团的一种表现。“这些党纪所禁止的、不健康的小圈子，从本质上破坏了政治生态，使政治生态庸俗化。”他举例说，比如南京市原市长季建业的“圈子”，便属于一个典型。季建业利用手中权力，长期为身边的商人创造“机会”。这些商人获益后，又以为季家办事或送现金、房产等方式“反哺”。

　　“一禁了之”难以治本

　　青神县禁止“打干亲”的举措，在网上引发热议。有支持者认为，此举可以杜绝“圈子”主义、山头主义。而反对者则质疑，这是形式主义。

　　“总体来说，我肯定他们的做法。”任建明说，官员作为社会管理者，应该明确禁止此种行为。已经建立“干亲”关系的，要对其进行监管，以恰当的方式促使其解除关系。但他同时认为，从反腐角度看，禁止“打干亲”还不是治本之策。“治本之策是，要对官员手中的权力进行监督和制约，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任建明建议，青神县除采取公开宣誓、宣传等形式，还需深入调查那些因腐败被查处的官员，看他们中有没有干亲，或干亲在腐败中起着什么作用，然后将这些真实案例拿来做警示，以此推动禁止“打干亲”工作。

　　“我们的真正的目是，要优化政治生态，推进反腐倡廉，实现政治清明，任何措施、政策都只是手段，不应把手段当成工作目的。”任建明指出，既然“认干亲”在青神县具有一定普遍性，以此类推到全国其他地方，是否也隐藏着同样的社会弊病?

　　与任建明一样，田湘波也对青神县公开宣誓不“打干亲”的做法表示赞同。“但是，只做到这一点还不够。要根本解决这一问题，还必须让大家深刻认识到，利用‘打干亲’进行的利益交换，是公私利益冲突的表现，特别是‘裙带关系’的一种表现。”田湘波强调，中国是个特别注重人情的社会，尤其要防止“裙带关系”。

　　近些年，随着一些案例曝光，“干爹”一词被人们视为带有情色消费的贬义词。一些官员假借“干女儿”之名包养情妇，试图掩盖背后的权色交易。记者注意到，青神县出台的“六不准”政策中，明确提到禁止以“干儿女”等方式“打干亲”。

　　对此，田湘波表示，“打干亲”中的认“干爹干妈”方式易导致利益输送，“干爹干妈”可直接或间接地利用公权力为“干儿女”输送利益和好处。现实中，最为普遍的就是“干爹”与“干女儿”的权色交易关系。

　　比如，安徽宣州原市委书记赵增军、首都钢铁公司北钢公司原党委书记管志诚、成都市交通局原局长石全志等，都与“干女儿”长期保持着不正当的男女关系。贵州省政协原主席黄瑶因严重违纪落马前，被指包养情妇，有多位“干女儿”，且在当地已经是“公开的秘密”。石全志则挪用公款100万元帮助“干女儿”经营按摩公司。

　　随着权色交易的大量曝光，许多人士呼吁将性贿赂纳入到腐败打击的法治体系里。任建明告诉记者，贿赂的媒介非常广泛，但我国法律将贿赂媒介限定为财物，这有很大局限性。“只要是能够满足人的需求、符合人性的贪婪欲望，都可能成为贿赂媒介。”他建议，在完善立法方面，可参照其他国家的普遍做法，将贿赂的媒介修改为“利益”或如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的“不正当好处”。

　　杜绝公权力私人化

　　在官商圈子里，“打干亲”之所以能流行，原因很简单，就是有个当官的亲戚好办事。一些商人便削尖了脑袋想往官员的“亲戚”行列里钻。

　　例如，工程老板奉某为了承揽工程项目，将湖南省江华瑶族自治县教育局原党委副书记、副局长屈湘林认作“舅舅”，对屈湘林的服务可谓“无微不至”，逢年过节、庆祝生日，奉某都会向屈湘林送上红包，聊表心意……而讲感情的“舅舅”也对“外甥”关照有加。自2008年屈湘林分管县教育局计财、基建工作以来，奉某共承包教育系统工程项目50个，总金额达377万元，大部分未经过招投标程序。再如，重庆市北碚区原副区长赵文锐给儿子找了一个房地产老板做“干爹”，等等。他们最终都受到了法律的制裁。

　　对于官商勾结问题，任建明说:“官员手中的公权力被私人化，这是一个非常普遍而致命的问题。过去商人圈子里有这样一句话，‘不找市场找市长’。因为政府掌握大量资源，往往找到市长、找到公权力就是捷径。不仅政府采购的项目由官员决定，其他事情如削弱竞争对手实力，增强自我竞争优势方面，公权力都能起到很大作用。”

　　“虽然有政府采购法、建筑工程招投标法，但工程项目招标或土地招拍挂，最后往往都是由官员决定，区别只是其决定权有大有小。所以，导致照章办事走不通，找到实权更大的官员，却是绿色通道。”任建明说，正因为现实的制度和权力的架构存在缺陷，使得权力太好使了，不法商人才都要跟官员建立关系，或“打干亲”。

　　谈到权力构架，任建明进一步解释，权力结构设计一般为金字塔式。科学合理的架构中，顶层不是一个“尖顶”，而是一个存在制约的结构。“而现在的权力模式，还不完全是这样子，所以，会出现越往上越难监督的问题。另外，权力拥有的自由裁量幅度大，造成不仅顶层存在监督难、监督弱，层层都有此问题;不只‘一把手’难监督，在权力体系中，每个官员都会有监督不到的地方。”

　　对于解决办法，任建明认为，首先要将权力的结构性改革作为核心措施;其次，在结构优化过程中，保证监督权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再次，将个人和制度之间分权，更多地把权力的自由裁量幅度交给制度决定。

关键词：干亲,招拍挂,官商关系,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干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