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口从清康熙十四年（1675年）开始与察哈尔八旗成为邻居。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开始，成为察哈尔的军事中心。民国建立后成为察哈尔地域的中心，历经民国初年察哈尔特别行政区、国民党国民政府察哈尔省、新中国察哈尔省。张家口与察哈尔的密切联系，先后经历了清朝、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历史时期，约270年时间，其中张家口作为察哈尔地域中心的时间191年。
经过长期的历史演变，张家口由最初的察哈尔军事中心，发展成为察哈尔地域中心，从而也成为察哈尔经济中心、文化中心。
本文所说察哈尔地域不仅包括察哈尔八旗四牧群的驻牧地，也包含察哈尔特别行政区、察哈尔省等所辖区域。
察哈尔与张家口的密切联系
察哈尔与张家口的联系始于清康熙十四年（1675年）。那一年，清朝廷平息了察哈尔亲王布尔尼叛乱，将察哈尔部编为八个主管旗，为了加强对他们的管理，把他们安置在张家口、独石口和大同边外。此时的察哈尔八旗受在京蒙古都统管辖，但其所需生活物资，大都由张家口供给，二者之间开始了物资方面的联系。
由于位于张家口等边外的察哈尔八旗由在京蒙古都统管辖，路途遥远，鞭长莫及。于是清廷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设置了察哈尔都统，并将察哈尔都统署设在张家口。这样，张家口就成为察哈尔八旗统帅部的所在地。 辛亥革命之后，1914年正式设置了察哈尔特别行政区，其首府设在张家口。虽然察哈尔特别行政区都统是借治于张家口，但此时的察哈尔特别行政区都统与清朝时期的察哈尔都统，却有了很大区别。如果说清代的察哈尔都统只是从一品武官的话，那么民国时期的察哈尔特别行政区都统就成为名副其实的省级军政长官。从这时开始，张家口成为察哈尔地域的中心，其管辖范围扩展到察哈尔八旗、四牧群之外的锡林郭勒盟和相关县域。
1928年，国民党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察哈尔特别行政区改设为察哈尔省，省会依旧设于张家口。新设的察哈尔省，不但包括原来察哈尔特别行政区所属地区，而且将原直隶省宣化府所属10县也划归其管辖。察哈尔省区域不但包括坝上游牧地区，也包括了坝下农耕地区，不但包括蒙古族兄弟放牧地域，也包括半农半牧地区和农耕地区。察哈尔省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发生了根本变化。
1933年5月26日，冯玉祥、吉鸿昌将军在张家口建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这是一个以察哈尔命名的抗日军队，其中的原因就是因为起事的张家口为察哈尔省会，且其军事斗争的主要指向在于收复被日伪军占领的察东四县。
1945年8月23日，八路军收复张家口后，晋察冀边区党政军领导机关移驻张家口，张家口成为晋察冀边区的首府。建立民主察哈尔省后，省会设于今张家口市的宣化。1945年10月2日，聂荣臻在晋察冀中央局干部大会上要求发展与巩固察哈尔（以张家口为中心），明确指出张家口是察哈尔的中心。 1946年10月，八路军主动撤离张家口后，国民党重新占领张家口，恢复了国民党察哈尔省，省会依然设于张家口。省政府依然设于察哈尔都统署旧址。张家口作为察哈尔省会，被正式命名为张垣市。 1948年12月24日，张家口第二次解放，到1952年察哈尔省撤销，新中国察哈尔省会一直在张家口。此时的察哈尔省，不但包括原1928年察哈尔省所辖地区，还包括了今大同雁北地区，是以察哈尔为名称的察哈尔地域最大的时期。
由上述情况我们可以了解到，张家口从清康熙十四年（1675年）开始与察哈尔八旗成为邻居。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开始，成为察哈尔的军事中心。民国建立后成为察哈尔地域的中心，历经民国初年察哈尔特别行政区、国民党国民政府察哈尔省、新中国察哈尔省。张家口与察哈尔的密切联系，先后经历了清朝、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历史时期，约270年时间，其中张家口作为察哈尔地域中心的时间191年。
正如《清代蒙古志》中所指出的：“清朝在漠南蒙古设了绥远城将军、察哈尔都统、热河都统、呼伦贝尔副都统，……这些将军、都统、大臣所在地的政治中心逐渐发展成为蒙古各个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城镇。”
张家口成为察哈尔地域中心的原因
应当说，察哈尔与张家口之间的密切联系，不是历史的偶然，其中有着深刻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原因，在一定意义是说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察哈尔之所以选择张家口作为其地域中心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历史原因。从明隆庆五年（1571年）开设张家口马市以来，长城之外的蒙古族兄弟纷纷前来张家口互市，蒙古族兄弟对张家口产生了良好的印象，亲切地称张家口为kalgan，即聚集之门，张家口成为蒙汉民族经济交流的最佳地方，成为蒙古族兄弟向往的地方。这就为日后张家口成为察哈尔地域中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地缘原因。清康熙十四年察哈尔八旗被安置于张家口外，张家口与察哈尔八旗成为邻居，为张家口成为察哈尔都统署驻地提供了地理条件。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察哈尔与张家口发生密切的联系是必然的。更由于察哈尔八旗驻牧的地方，城镇规模小，没有适合像察哈尔都统这样的封疆大吏的办公场所，与察哈尔八旗相邻的张家口就成为都统署驻地的不二
经贸原因。察哈尔八旗作为游牧部落，其生活日用品离不开长城之内的汉族地区。而最方便获得粮食、茶叶、布匹、铁锅的渠道，就是张家口。这里明代就是蒙汉茶马互市之所，清代又成为张库商道的起点，大批旅蒙商将大批物资运到包括察哈尔八旗的蒙古地区。这样张家口就成为察哈尔的贸易中心、经济中心，正如《察哈尔乡土志》所说：“察哈尔商务以张家口为中枢。”察哈尔经济中心的形成，为张家口成为察哈尔地域中心开辟了道路，扫平了障碍。
政治原因。清朝政府对察哈尔八旗的羁糜政策，是张家口成为察哈尔地域中心的最重要原因。清朝建立后，实行满蒙一家的民族政策。察哈尔八旗虽然与其他早期就与清朝结盟的扎萨克旗有所不同，但总体看还是适用这个政策的。即对察哈尔八旗实行羁糜政策，为了加强对察哈尔部的管理，便特别设置了察哈尔都统，并将都统署建在了张家口。
民国建立后，北部边疆的形势发生了变化，外蒙古在俄国的鼓动下，公然宣布独立，要从中国版图中分离出去，外蒙古分裂势力还妄图拉拢内蒙古个别王公贵族。在这种情况下，民国政府决定在北部边疆设立行省制度。这样察哈尔特别行政区就应运而生。
察哈尔特别行政区的设立，标志着察哈尔这个概念，由以民族为主的万户、部落、八旗，转变为地域为主。其中政治考量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这样张家口就成为察哈尔地域的政治中心。
军事原因。察哈尔八旗是一支善于作战的劲旅，张家口是北京的北大门，将张家口作为察哈尔八旗的统帅机关所在地，对保障京师的安全，防御边境不测事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察哈尔特别行政区、察哈尔省的首长都是当地最高军政长官。张家口成为察哈尔的军事中心，比其成为政治中心的时间还要长。
文化原因。察哈尔部作为蒙古族重要的组成部分，其文化有着鲜明的民族特色。随着察哈尔地域的逐步扩大，察哈尔民族文化逐步与划入察哈尔地域的农耕文化交流融合，形成了崭新的察哈尔地域文化。这种崭新的察哈尔地域文化的中心，便历史性地转移并确定在张家口。比如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由宋哲元主持编纂的《察哈尔省通志》，就是察哈尔地域文化成果的代表。
总之，经过长期的历史演变，张家口由最初的察哈尔军事中心，发展成为察哈尔地域中心，从而也成为察哈尔经济中心、文化中心。
对张家口发展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
察哈尔选择张家口作为其地域中心，是历史的选择，是双赢的选择。实践已经证明这也是一个正确的选择。特别是对于张家口更具有历史性意义。张家口在明代只是一个万全右卫下属的普通军堡，虽然隆庆五年（1571年）后成为长城九边最大的马市，但其还是一个普通的城堡。清朝建立后，实现了内外一统，长城不再是中原王朝与北方边疆政权的军事分界线，尤其是清康熙三十二年今张家口地区彻底放弃了明代以来形成的以军代政的管理体制，将原来的宣府镇所属实体卫所，改为宣化府，下辖二州八县。这就为今后张家口成为察哈尔地域中心，开辟了道路，也促使张家口快速发展，成为后起之秀。
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察哈尔都统的设置，使张家口在汉代之后（东汉时期今张家口一带曾经为护乌桓校尉驻地），第一次成为从一品大员的驻地。这也极大地促进了张库商道的发展，加速了张家口都市化的步伐。
民国以后，张家口成为察哈尔特别行政区都统、察哈尔省政府的所在地，成为名副其实的省会城市，进一步促进了张库商道达于鼎盛，使张家口有了华北第二商埠的美誉。
1945年8月23日，八路军收复张家口，这是八路军收复的第一个省会城市，张家口不但成为察哈尔的中心，同时也成为晋察冀的中心，甚至成为包括晋察冀绥承广大战略根据地的中心。张家口因此获得了文化城、东方模范城和第二延安的美誉。这样，张家口不但成为察哈尔地域政治、经济中心，也成为文化中心。
回顾历史，我们不难发现，随着察哈尔地域的不断扩大，张家口的中心地位随之加强。回顾历史，我们还可以看到，张家口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历史，与它成为察哈尔地域中心的历程高度同步，这是历史事实，也是这篇文章的主要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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