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约有16万“蚁族” 打击群租“不能硬来”

　　近日，朝阳区安立路8号院数百间群租房被拆除一事引起了极大关注。日前北京市曾下发文件提出要严厉打击“群租房”现象，对此，中国房地产协会副秘书长何琦表示，打击群租对于政府规范管理来说十分有必要，应越早进行越好，但处理群租房不能硬来。

　　数据显示，在近日北京市住房与城乡建设委员会网站曝光的12家违法违规房地产中介机构中有8家涉及群租。北京市下发的《关于在全市开展房屋违法出租问题治理工作的实施方案》等文件，提出要严厉打击“群租房”现象，对情节严重违规租房的“黑中介”可处3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

　　打击群租租户喜忧参半

　　北京市住建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从11月21日起至明年2月底，市工商、公安、住建委将对房产中介群租行为进行专项整治，重点查处中介违规开展群租业务的行为。消息传出，议论褒贬不一，租户喜忧参半。

　　网友“只想呆着”说，治理群租乱象有利于规范房屋租赁市场，减少不必要的安全隐患，特别是到了年底，可以有效避免盗窃、斗殴、扰民等一系列治安问题，这本身事件好事，我觉得越早进行越好。

　　然而，对多数住在群租房里的低收入人群而言，打击甚至取消群租房，意味着他们有可能在这个城市更难生存。

　　居住在魏公村韦伯豪小区的李女士，就住在这样一套群租房里。100平方米左右的三居已被隔成了6户，最多的时候住了13人。因为小区治安相对较好，租金便宜，李女士对这样的居住环境还比较满意。“这一整套房子月租大约一万，如果拆除其中的三间隔断意味着我们要交的租金要翻一倍。要租便宜的房子，就要去更远的地方，上班的时间也会变长，这实在太恐怖的事情了。”

　　居住在亚运村大屯路的租户张先生和李女士的租房经历相似。张先生日前刚接到小区物业电话，物业称大屯警务站近期可能入户清查群租和隔断，对此张先生有些担忧和不平：“外国有贫民区，中国有城中村，都是城乡发展不平衡的结果，不论是强行拆除平民窟还是城中村都是不仁道的。换而言之，不让群租又没必要的补救措施其实是将低收入人群赶离城市，这是‘逆城镇化’的表现。依我看，城乡差别、城市容量有限、劳资矛盾、低收入等问题不解决，就不可能杜绝群租。”

　　专家呼吁盘活租房市场多渠道解决租房难问题

　　社科文献数据显示，2013年北京约有16万“蚁族”，生活在高校周边或综合人口流动聚集区。据分析，这些人工资不高，居住条件差，近7成人的居住面积在10平方米以下，有的居住面积还不到5平方米。

　　市住建委称，为配合取消群租工作，目前相关部门正在落实有关“自住型改善型商品住房”销售管理工作。然而，中国房地产协会副秘书长何琦则表示，自住型商品房解决的主要是“家庭城”的问题，只能很小程度地减少取消群租后带来的压力，“大部队”的租房问题依旧是难题。

　　“群租现象的存在一方面说明现在北京市场房源少、出租房存量小，另一方面也说明是目前的租房价格过高，超过租户承受力。打击群租是个棘手问题，打得不好容易滋生各种矛盾。”何琦说，“建议以政府名义建立房屋租赁平台，为外来租户提供大量公租房；在公租房不足的情况，由政府出面收购大量二手房，通过官方租赁平台转租给外来租户。”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所长任兴洲认为，建立官方租赁平台的关键还是价格问题，如果价格不能明显降低，这些低收入的人群仍然存在租赁支付能力不足的问题。

　　任兴洲建议，像北京这样的一线城市，应通过多种途径解决外来低收入人群的租房问题。第一是，利用公租房来解决，这需要有针对性地根据外来人口租房和支付能力的特点，设计公租房的户型和面积，提供适应市场需求的供给，价格上也尽可能使一部分人可以承受；二是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应明确规定合租的单人居住面积最低标准，在打击群租同时，允许适当的合租，并且制定明确的安全规定(如消防安全、不能私挪乱拉电线、乱设煤气和天然气管道等)，以适度减轻这些人群的租房压力；三是对符合住房保障标准的人群提供政府补贴；四是，一些企业单位可以适当解决职工宿舍。总之，“解决群租问题必须多管齐下，多渠道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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