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至少20个部委开展约谈 谈后不改将被处理处分

　　释疑

　　 “约谈”谁跟谁谈？

　　在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莫于川看来，这些约谈可以大致分为两种，一种发生于行政系统内部，是上级行政机关对下级行政机关的约谈，比如国务院领导人对地方政府负责人的约谈。另外一种是政府机关对公民、法人、其他组织的约谈，比如发改委对汽车企业、化工企业的约谈，这是行政管理主体对行政管理对象的约谈，属于行政指导行为。

　　是否有问题才被“约谈”？

　　北京大学法学教授姜明安用四种情况概述目前约谈的情形：第一种是个人没有问题，像中央纪委去年4月开始的谈话，是对领导干部的普遍谈话，就某一个问题大范围约谈干部；第二种是个人有问题，但问题并不是很严重，这时给予约谈是警示性的；第三种是已经确定有问题要问责，但是并不清楚问题的具体情况，通过约谈让约谈对象老老实实把问题讲出来，以确定具体的问责方式；第四种是已经问责了，属于问责后约谈，是要求约谈对象认真改正错误，正确对待组织处理。

　　分析

　　约谈是积极行政的表现

　　为何约谈越来越多？人民大学法学教授莫于川表示，约谈越用越多，实际上是一种积极行政的表现。他指出，过去，呈现的是一种懒政的状态，“不出事就没人管”，但现在约谈的出现，更多要求在有苗头的时候，积极作为。他认为，不管是行政监督，还是行政指导，约谈都是为了保护我们的社会秩序不受到严重侵害，起的是一种“保安”作用。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认为，这与约谈本身的特性也有关。“约谈比较简单灵活，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起到警示和约束的作用。”

　　庄德水指出，现在的干部考核越来越多，大气治理、反腐很多工作都要考核官员，但在干部管理体制中，考核不合格就直接免职未免过于严厉。“一个地方执行不力，并不是领导一个人的问题，有的时候是一些制度性的问题，有些时候是一些观念性的问题，能够用一些约谈方式进行提醒，以观后效，效果会更好。”

　　他表示，约谈也有一定的威慑力，因为是上级对下级谈话，有权力行使的方向，是上级对下级的一种监督方式，一种提醒，有一定的强制性，比其他人更有约束力。

　　庄德水认为，随着中国体制的改革和公共服务的提升，约谈会被更多地运用到公共管理中。

　　应修订规定规范约谈

　　庄德水指出，“约谈是个好机制，但要防止滥用。”他认为，约谈应该是介于监督和问责之间的方式。他指出：“是不是可以在以后的问责条例中明确约谈的性质和作用？比如约谈和一般性的问责有哪些本质性的区别？约谈到底是不是问责的一种？如果是，程度具体是什么样的？还是约谈只是一种前置性的措施，约谈不成，才会问责？”

　　他表示，“被约谈表示工作不力，能够起到威慑作用，但是约谈不能上升到问责，两者之间是有区别的。约谈后如果没有行政处分，只是监督、督促的作用，问责应该是具有强制力的措施，更注重具体处分以及其他行政方面的措施，责令辞职、引咎辞职、免职等才是问责手段。”

　　庄德水认为，应该在谈话、约谈、问责之间划一个明确的界限，明确它们不能相互替代，以及可能产生的威慑力。他建议通过修订党政干部条例，对约谈的方式、手段、途径、范围进行规定。

　　姜明安也认为，需要对约谈的主体、约谈的情形、约谈的性质、约谈程序问题以及约谈的效果都进行具体规定。他表示，用党内规定的形式规范，就可以发挥很好的作用。

关键词：约谈,环境违法,群众路线